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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多书院 > 历史军事 > 开篇激战1860 > 第160章 自由,从头到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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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济怀在其领导下的两江发展大业中,要把教育改革放在最优先,最重要的位置。

而这也是一项长期,又极其艰巨的任务。

虽说在上海等地,陈家人已经有过几十年的,成功创办各类新式学堂的经验,而且培养了很多人才。

这些人才就如同种子一样,散落在两江的各个领域。两江早期的政界、军界和经济界的精英们,也大多出自其中。

但仅仅依靠过去的这些经验,就想实现全域普及近代教育推广新文化,却是远远不够的,将面对的困难也是极其复杂多样的。

这不仅涉及到范围和资源的问题,更有同以科举应试为核心的传统教育之间,形成的尖锐矛盾。

要知道,作为历代选才取士的基本制度,科举制在这个古老国度中,已经奉行了超过千年。

在经过长期的演进之后,至大清朝时,科举更是发展到了最为鼎盛的阶段。

其体制已经完全成熟固化,考核内容以儒家经学义理为内核,以“八股文”为形式。

受此僵死一般的限制,科举制度早已丧失了原本的积极性。又无法接受新的思想、学术和技术,极度缺乏革新精神,弊病甚多。

然而,长久以来,科考却是华夏历朝历代最为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。

特别是对那些寒窗士子们来说,科举制是扭转个人和家族命运的唯一途径。

就连陈家人在早年间,也是靠这条道路改变了家族的门楣,才有了如今的种种机缘。

更为重要的是,以科举制度为基础,经过千余年来的发展,早已形成了一个十分庞大的士人阶层,也是华夏独有的精英社会群体。

所谓“士农工商”,在华夏历代的传统社会中,士人阶层都排在四民最顶端。地位崇高的他们,拥有强大的影响力,甚至是统治力!

由于他们掌控着文化知识、舆论导向和乡里经济等,从这些方面出发,使得士人阶层成为了民间的真正统治者。

对于这一点,历代的朝廷皆是心知肚明,因此都把对士人阶层的笼络,放在治国理政的核心位置上。

如今陈济怀要想在两江推行新式教育,最大的难点之一,便是该如何处理好,与旧有的士人阶层之间的关系。

其实由这场变革产生的斗争,在两江刚刚自治时起,就已经开始了。

那时,因为自治必然会影响到,两江地区的士子们继续参加大清的科考。

所以在清廷明里暗里的鼓动下,很多偏守旧的士人阶层,多选择了离开两江。

陈济怀在那时候,对这些人采取的是放行的政策。现在看来,这对后续的各项变革来说,反而是十分有益的。

因为当初的那些离开者们,多是地方上最为保守的人群。少了这些势力的存在,各项新政在推行中反倒少了很多麻烦事儿。

而在实现了全民普及教育之后,打破旧有的四民等级,造就人人皆平等,也才能水到渠成。

不过即便如此,在触及社会根本的教育改革方面,陈济怀等人依然保持着谨慎。

因此经过反复审慎的研究,他们最后定下了“分化,渐进,标准”的总体方针。

其中所谓“分化”,就是为了保持稳定,要尽量降低原有士人阶层的反对。在过渡的过程中,要给予他们一定的出路和机遇。

为此,陈济怀决定开办了五所国学院,相当于大学堂。给那些读传统诗书的学子们,继续考学的途径,并且在其毕业后仍有选官的机会。

这五所国学院分别是,设在江宁的两江国学院,苏州的江苏国学院,安庆的安徽国学院,南昌的江西国学院和河内的交趾国学院。

后来因效果良好,又增办了两院。在凤阳开办了两淮国学院,在赣州开办了南方国学院。

所谓“渐进”和“标准”,是碍于两江现有的人力、财力和社会环境,暂时无力将普及教育全面的铺开。

而是采取分阶段逐次推进的方式开展,每个阶段都要制定相应的标准,要求各地方切实落实到位。并作为重要指标项,纳入官员考绩当中。

紧接着,在各地方开始广建各级学校的同时,陈济怀还主持颁布了两江的教育法令——《学制律》。

以此法为纲要,对地方进行约束和指导。

两江也将在这些举措下,一步步的实现普及义务教育,逐渐形成结构完整的教育体系。

陈济怀在力行发展教育的同时,还没有忘记总是与教育密不可分的,文化、民俗和宣传。

也就是在颁布《学制律》的同时,他下令设立了一个新的政府机构,文宣司。

文宣司刚刚成立,便在陈济怀的授意下,呈请颁发了“发式自由令”。

所谓发式自由,是指无论男女,其发须样式、服饰以及是否缠足等,皆应按本人意愿自由选择,并受到法律和官方的保护。

旁人不论以何种理由,皆不得强迫本人改变,否则即为违法。

如若有任何组织或个人,需要对他人的装扮等,进行统一要求或限制。必须先向文宣司提交申请,并详细阐明合乎情理的缘由。

在经过文宣司核验审批通过,颁发许可之后,才可执行。

这说白了,就是要破除旧有的蓄发辫、穿长袍和缠足等陋俗,提倡西式装束。

只不过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,不引起过度的反应,才未采取强制的方式,而是以“自由”的名义作为突破。

因为多年以来,随着两江持续的效法西方,自由主义思想也早已被引入和提倡,不断的见诸于报端和各种论述,也逐渐为人们所熟知。

既然自由理念已经渐入人心,为了予以彰显,那就该从头到脚的体现出来。

以此方式,发式自由令也算是走了“迂回路线”。

可饶是如此,其一经发出仍然引起了不小的震撼,在大清国的其他地方更是轰动一时。

其实,尽管被守旧势力批判为“离经叛道”,但剪发易服的事,在上海等地,还有两江的军队当中,早已屡见不鲜,尤其以海军为甚。

这些人群,或许是接触和学习西方较早,也更为深入,因此在近十年前就已经开了剪辫易服的风气之先。

当此番发式自由令出台之后,在开化较早的地方,更是迅速呈现出普及的态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