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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多书院 > 历史军事 > 开篇激战1860 > 第53章 道阻且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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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江地区的各项近代事业,在陈济方等人的推动下,在短短几年内就有了很长足的发展。

实事求是的讲,能够实现这些成就,缺少不了众多来华洋人的贡献。无论他们是真心相助,还是受利益驱使。

然而也并不是所有来到大清的外来者,都愿以平和的方式,寻求发展和贸易。

也有一些人,心怀强烈的优越感和征服感,鄙视东方人的传统和习俗。

还有的人,来到东方只为侵略和掠夺。心中所想,只有赤裸裸的攫取各种特权、利益,甚至是土地。

内有保守势力的顽固抵制,对外还要防范那些不怀好意的外来者,奕?、陈济方等人,担负的种种不易,可想而知。

而办洋务,求发展,倡导进步,也注定会是一条蜿蜒艰难之路。

但相较而言,陈济方还是要比奕?他们好做一些。因为与他们相比,他的阅历和眼界是无可比拟的,革新的动机和目标也不相同。

更重要的是,他的手里有实力已被中外认可的商团,作坚实的后盾。

实力决定一切,这是硬道理。

也正是有这样的底气,陈济方才敢于如下猛药一般,在所辖地域内,快速的推行近代化变革。

如此急切,是因为在他内心,有十分强烈的危机感。

而在这个过程中,一些此前他也未曾见闻过的事物,更能引起他的特别关注。

比如,电报。

1837年,美国人塞缪尔?莫尔斯,取得了电报的发明专利。

此后,电报技术发展迅速,很快就运用到西方的各行业。

特别是在国际外交领域,电报促使列国的外交权力集中。并且在国际谈判、远程作战指挥、情报传递等方面上,展现出巨大的便捷性。

直到电话全面普及之前,电报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讯息沟通手段。

结束闭关锁国之后,随着大清一步步的同世界接轨,开办电报的问题,也很自然的被摆在面前。

其实很早的时候,西方列强就想要在大清的国土上,架设电报线路。并且为此不断的游说清廷。

满清朝廷虽然也是知道,电报比传统的驿传更能迅捷的传递讯息,但却担心洋人对电报的垄断,会改变原有驿站网络而造成权力旁落。

大清国内的保守势力,更是以“破坏风水”为由,对一切在国内兴建的新物件儿,都加以反对。

而胆壮气足的陈济方,就成为了电报领域,在大清国内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”。

早年时,当他与陈济怀等人,西行游历之际,电报虽然已经被发明出来,但他们却无缘得见。

所以,在刚刚接触这玩意的时候,他也是一头雾水。

可在他详细了解过之后,便迅速的意识到了电报的重要性。

虽说不会理会什么“风水”之说,但他也同清廷一般,认为这种通讯利器决不能掌握在外人手中。

而且这么便捷、进步的事物,是一定要办的。

那么如何开展呢,陈济方采取的办法是,引进技术,自家筹办。

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难。且不论其他的困难,首先要克服的,就是来自内外两方面的阻力。

外来的阻力,出于洋人之中,那些此前想控制大清权力,获取更多利益的人。

按照这些人的想法,应是由洋人在两江开设和经营电报业务。因此他们对陈济方的计划十分不满,纷纷上门讨说。

但陈济方的态度十分坚决,除了初期的建设可以部分外包之外,在权限上绝不会交予外人。

洋人尽管软磨硬泡,终也无法改变。最后只能无奈接受,再尽量多争取些工程进项而已。

至于内部的阻力,当然是那些守旧的势力。

对于他们,陈济方先是晓之以理。他安排人,反复的进行宣讲、劝解,尽量说通道理,使他们转圜。

对于那些死硬的顽固人士,那就不再客气。

若他们并无什么实质性的举动,就由他们去聒噪。但倘若有人敢蓄意破坏,陈济方也绝对会痛下重手。

就这样,从同治六年开始,陈济方率先开设了“江苏电报局”。

从最初的,上海至苏州,再至江宁的电报线路开始,渐次向江苏全省延伸,并与海外线路连接。

后来,又相继在安徽、江西设立了电报局。电报网络逐步覆盖两江三省。

陈济方还格外重视电报的军事用途,专门在商团内部设置了相应的机构。

随着诸如电报之类的西洋事物,逐渐的涌入,对大清国内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尽管新事物的到来,定会引起一些不适和冲突。但有些冲突,就显得尤为激烈和血腥。

比如,“教案”。

自19世纪60年起,随着条约放开,西洋教士得以入大清内地自由传教。

由此因东西方宗教、习俗差异,以及一些其他因素,引起的冲突,愈来愈烈。

频发的教案,就是这个时代下的产物,并且常造成恶性的流血事件,甚至演化为外交冲突。

这些事件的起因虽各有不同,但无外乎是隔阂、误解和挑唆,也包含着侵略引发的敌视。

但是若能正确引导,妥善处理,还是能够逐渐消弭矛盾,至少可以让事态得到有效控制。

然而,事情却往往总是不尽如人意。

在这些教案中,最有代表性,影响也最大的,就是发生在同治九年的“天津教案”。

天津教案的起因,本质上与其他教案大同小异。但却因为官府处置不当,以致于激化为恶性冲突,影响巨大。

消息传出,西洋列国反应强烈,尤以法国最甚。

多国公使联合到总理衙门,向清廷提出抗议,甚至调集军舰至大沽口外进行威胁。

以法国为首的多国,要求清廷必须做出令他们满意的处置,并以开战相威胁。

而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,不应对洋人退让,甚至不惜一战。由此也导致情势更趋紧张。

在那一段时期,驻防在塘、沽地区的商团部队,首当其冲。他们顶着洋人战舰的威胁,每日厉兵秣马,已到了时刻准备开战的地步。

直到后来,顶着来自内外的压力,曾国藩和李鸿章先后代表清廷,与洋人进行交涉。

最后终于达成和解,条件是清廷处决凶首,涉案官吏流放,赔偿洋人的损失,大清派大臣出使法国道歉等。

闹了数月的天津教案,这才勉强平息。